藏传佛教的杰出领袖班禅·确吉坚赞

班禅·确吉坚赞，藏传佛教的杰出领袖之一，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俗名贡布慈丹，1938年2月3日生于青海省循化县文都乡的一个普通藏民家庭。6岁那年，根据灵童转世的班禅继承制度，被塔尔寺堪布会议厅确认为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的转世灵童，而继承了十世班禅之位。其后又几经曲折，先后于1949年6月3日取得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承认，1951年6月4日取得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承认，巩固了作为班禅额尔德尼固有的地位及职权。

九世班禅额尔德尼·曲吉尼玛临终之际，曾留下遗嘱：“余生所发宏愿，为拥护中央，宣传佛法，促成五族团结，共保国运昌隆……望吾藏官民僧俗，本中央五族建国精神，努力汉藏和好。扎萨喇嘛及各堪布尤宜善继余志，以促实现。”十世班禅恪守九世班禅的遗训，一生身体力行，孜孜不倦，为藏族官民僧俗的团结，为汉藏的和好，为国家的统一富强作出了重大贡献。

1951年5月，他首先致电十四世达赖，表示愿竭诚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达成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协助达赖和西藏地方政府工作。这一呼吁获得十四世达赖的响应，他们两人于1952年4月28日下午，在拉萨布达拉宫实现了历史性的会见，结束了自1923年以来持续了29年之久的达赖与班禅之间的失和，为西藏的团结进步铺平了道路。这年6月6日，十世班禅一行顺利地回到了久别的故乡——后藏重镇日喀则，开始在扎什伦布寺潜心学习藏文，研读佛经。他先后拜学问高深的拉科活佛、嘉雅喇嘛、恩久活佛为经师，系统研读佛教经典，取得了较深的造诣。他在1956年访问印度期间，被授予婆罗奈斯佛教大学荣誉佛学博士学位；在1958年举行的扎什伦布寺辩经大法会上，考取了“噶钦”学位。从1958年起，他就在扎什伦布寺和青海的塔尔寺开讲佛教经典《普提道次第广论》、《时轮金刚灌顶法》等显密教义。他精心研究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经学著作，并著有《普提道次第广论简释》、《双身喜金刚生圆次第》等著作，从而不仅作为宗教领袖，而且成为经学大师。为了整饬藏传佛教，他把“培养僧才，绍隆佛种”，当作“我们佛教徒担荷如来家业的一件大事”来抓，亲自创办了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并担任院长，为培养政治上爱祖国、宗教上有较高造诣的佛教知识分子，开创了良好的范例。

十世班禅·确吉坚赞作为中国藏传佛教的宗教领袖，他非常虔诚、十分强烈地热爱自己所信仰的佛教，为保存法统、弘扬佛法而不遗余力。对于宗教事务，他继承了黄教始祖宗喀巴大师的传统，坚持改革，兴利除弊，从有利于人民利益出发，探索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经验。他把佛教“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教义同爱国主义结合起来，把“普度众生”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协调起来，鼓励信徒为建设祖国，振兴中华而奋斗。他致力于研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管理寺庙和培养僧尼等重大问题，并在扎什伦布寺亲自主持试点，总结出了一套很有价值的经验。他一再强调，寺庙不在多，而在于能够真正满足信教群众宗教生活的需要，成为弘扬佛法，弃恶行善的场所；僧尼不在多，而在于素质高，真正能遵循释迦牟尼的训诫，信守教规教律，研习显密教义，把释迦牟尼精神继承下来，发扬光大。他多次强调，佛教教义的核心是诸恶莫作，诸善奉行，清净我心，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广积功德。因此，佛教界应该多做有利于国家、有利于民族、有利于人民的事情。作为中国佛教界领袖，他十分尊重广大教民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感情，时时想念、处处关心自己的同胞和信徒，一次又一次不辞劳苦地为成千上万的教民摸顶祝福。他常说：“我是宗教大师，人民信仰我，爱戴我，要我摸顶，我就应该满足信教群众的愿望，衷心为他们祈祷祝福。”他以自己的模范行为树立了一代宗师的风范。

十世班禅·确吉坚赞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宗教领袖，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著名的国务活动家。他不仅关心藏族人民的利益和佛教事业，而且非常关心整个国家的兴旺，时时处处维护祖国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成为中国政治讲坛上公认的民族和宗教事务的代言人。

1949年10月1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日，十世班禅就向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了贺电，表示了对中央人民政府的“拥护爱戴之忱”。以后又多次表达了反对“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行为和“为效忠人民祖国奋斗到底”的意愿和态度，而他的国务活动则是从1951年4月赴北京共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事宜开始的，这年他才13岁。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十四世达赖和十世班禅同时当选为人大代表，并联袂晋京。在这次大会上，达赖和班禅分别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常务委员。9月1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两位活佛。按照藏族佛教界的说法，毛泽东是文殊菩萨的化身，达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班禅是无量光佛的化身，三位至尊至圣的菩萨在人世间的化身的相聚，是一件非同寻常之事。同年12月，两位活佛又同时出席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班禅和达赖分别当选为政协副主席和政协常委。这年班禅才16岁，成了中国最年轻的国家领导人，开始了他繁忙的国务和政务活动。毛泽东多次向两位活佛表示：你们两位不仅是西藏的领袖人物，而且是国家领导人，在西藏不能只挂毛泽东和朱德的像，只喊“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还要挂达赖和班禅的像，要喊“达赖喇嘛万岁！班禅喇嘛万岁！”从此，达赖和班禅作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和第一副主任委员，主要担负起筹备在西藏地区实行区域自治的工作。

1956年11月，班禅和达赖应印度政府之邀到新德里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大会。在印度的“西藏福利会”，一小撮反动分子正在疯狂进行分裂活动，并公然成立所谓的“西藏政府”。当时正在印度访问的中国总理周恩来对分裂主义分子背叛祖国的活动，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同达赖和班禅作了长时间的交谈。班禅当即严厉谴责了分裂主义者背叛祖国的行径，旗帜鲜明地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维护祖国统一，反对任何形式的西藏“独立”、“半独立”活动。在印度各地，他都强调了中印两国和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强调了要遵守《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以实际行动表明了他光明磊落的爱国主义立场。在结束纪念活动后，他坚决摆脱反动分子的纠缠和干扰，于1957年1月先期返回拉萨。

1959年3月发生西藏叛乱和一小撮分裂主义分子劫持达赖喇嘛逃到印度后，解散了原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委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并由班禅任代理主任。4月，班禅又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从此，他集中精力领导西藏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运动。针对寺庙中存在的封建特权，他提出了“宪法进寺庙”的主张，并且写进了寺庙民主改革的决议中付诸实施，为在西藏推翻封建农奴制度，做出了积极有益的贡献。

作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十世班禅不仅领导西藏工作，而且还到青海、甘肃、四川等省的藏族地区视察，以促进民族、宗教和统战政策的贯彻落实。他在视察中发现，这些地区“左”的错误十分严重，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方面也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一向忧国忧民、坦诚耿直的他，认为有责任向中央讲真话，反映真实情况。于是，他力排众议，从1961年底开始，亲自书写意见，以全面地、系统地向中央报告实情。这份题为《通过敬爱的周总理向中央汇报关于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群众的疾苦和对今后工作的建议》的意见书，就是著名的《七万言上书》，这时他才24岁，充分表现了他为国为民的高贵品质和对西藏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注，组成了他政治生涯中最有光彩的篇章。

班禅的《七万言上书》是在民族和宗教事务方面，尤其是在西藏和整个藏区的工作中批评“左”的错误的一份重要的历史性文献，得到了中央的重视和肯定，并经有关方面研究讨论，很快形成了有关改进西藏工作的4个文件，加以贯彻。但好景不长，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七万言上书》成了“阶级斗争”的靶子，班禅亦被当作“最大的反动农奴主之一”，从此开始了接受批判斗争的政治生涯。此后，他很少参加政务活动，并在1964年12月后只剩下全国政协常委的职务。“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关进监狱9年零8个月之久，直至1975年夏天才获释。1979年7月以后，他才相继恢复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职务。

十世班禅为人正直，极富正义感和同情心。就在他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不久，自己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时，就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大声疾呼，奔走呼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更是以高昂的热情，勤奋工作，为贯彻落实新时期的民族、宗教和统战政策而任劳任怨。1980年，班禅以副委员长的身份重新工作后，第一次去藏区视察。离京前，邓小平约见他时说：你是“维护国家统一的”，“是我们国家一个最好的爱国者”。出去视察时，“你自己的活动，可以放手，不要顾虑”。“你在这次下去的时候可以说：文化革命中那些事情都错了。你不要怕，就说这是中央领导同志讲的。”这给他以极大鼓舞。在重新工作后的近10年的时间里，他不辞辛劳，风尘仆仆7次去西藏、3次去青海、两次去四川藏区视察，在万里高原的城市和乡村、工厂和学校、机关和寺院，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帮助和督促有关部门尽快平反冤假错案，对西藏工作中的错误提出了尖锐批评，并对搞好民族、宗教和统战工作提出了许多中肯意见，以其光明磊落，直言不讳，勇于进谏，敢当诤友而赢得人们的尊敬和爱戴。

九世班禅的“促成五族团结，共保国运昌隆”的遗愿，在作为他的化身的十世班禅身上得到了继承和光大。十世班禅多次强调：“我维护祖国统一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对于分裂祖国的行径，我过去反对，现在反对，将来也反对。我愿为维护祖国统一的伟大事业作出最大牺牲。”他殷切寄语藏族宗教界人士：爱教先要爱国，“一切宗教活动要在爱国的前提下进行。”“其次要爱教，遵循佛祖的教导，严守戒律，学好宗教知识，多做善事，弘扬佛法。”同样，作为藏区和藏族的政教领袖，他也十分热爱自己的民族和所信奉的宗教。他热切希望藏族人民能过上美好幸福、自由民主的新生活，为此和阿沛·阿旺晋美一起倡导建立了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以促进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他十分关心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贯彻落实和藏语文的学习、使用和发展，认为民族干部应“对自己的民族有感情，能为本民族的利益办一些事，被群众视为自己人。”“一个民族干部如果连自己民族的语言也讲不了，不能用本民族语言讲政策、讲政治，怎么能行使自治权？”他正是以这种思想认识来规范自身行为，致力于实践的。

十世班禅认为：“今后要达到西藏的长治久安，需要从两方面努力：一方面要坚决地、坚持不懈地反对分裂和骚乱，彻底揭露少数分裂分子破坏民族团结，分裂祖国的罪行，用来教育人民，提高人民的觉悟；另一方面要彻底克服‘左’的错误倾向，改进我们的工作。”改进西藏的工作，主要的就是改进对西藏的民族和宗教工作。长期“左”的错误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破坏，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对寺庙和僧尼的摧残和迫害，极大地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威信，伤害了广大信教僧俗群众的感情。为了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维护寺庙和僧尼的合法权益，十世班禅劳累奔波，付出了大量心血。1984年，他向中央提出：将被破坏的五世至九世班禅的遗体合葬，建立一座精致壮观的灵塔祀殿。这个建议得到批准后，他亲自担任班禅东陵扎什南捷重建领导小组主任，主持工程建设。在这项工程落成之际，他又亲自选定在1989年1月22日这个吉祥的日子，举行开光典礼。

1月，这于宗教是一个黄道吉日，于大自然却是日喀则气候最恶劣的月份。有人劝班禅推迟到开春以后再去，他却志在必行。1月9日新年刚过，他就踏上了前往西藏的路途。临行前，他向友人辞行：这件事办完遂了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死了也瞑目！谁也不曾想到，他的话竟是如此灵验，一切似乎都是命中注定的。他这次“向释迦牟尼佛祖报到”后来真的就被留住了！

从1989年1月9日至1月28日，十世班禅在西藏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后的20天。从拉萨到日喀则；从主持盛大开光典礼到召集各种座谈会，紧张的活动一个接着一个。在这里，他最后一次接受了成千上万的干部和僧俗群众的夹道欢迎，接受了雪片一般飞来的洁白哈达的敬礼；也最后一次发表了他的热情洋溢的充满爱国主义情调的长篇演说，最后一次给每天排成长龙的数不胜数的信徒挨个摸顶祝福……1月28日晚8时，一代宗师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在西藏日喀则市他的新宫德虔格桑普彰成卧佛状圆寂，终年5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