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爱教的现代高僧圆瑛

1952年9月25日，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各国代表陆续到达北京。在北京佛教徒举行的欢迎大会上，一位年逾古稀，但精神饱满，法相庄严的中国僧侣，用铿锵有力的声音发表了《佛教徒团结起来，争取和平！保卫和平！》的重要演说。他用激情满怀的语言，号召全世界佛教徒：“我们佛教徒既为佛子，当作佛事。什么是佛事？这伟大的和平运动，就是佛事！……我们佛教徒个个都应该做这个和平运动的大佛事！”演讲者是谁？他就是我国现代著名高僧，新中国佛教协会第一任会长，佛教界宗仰的一代楷模——圆瑛法师。

圆瑛法师，俗姓吴，1878年5月12日出生在福建省古田县平湖乡端上村。乳名昌发，字亨春。五房昆仲，唯此一嗣，所以大家都把他当成掌上明珠。但是5岁那年，大师的父母相继谢世。椿萱失荫，他由叔父吴诗瑛抚养照顾，慈爱备至。待年及学龄，便送他去习儒。在学堂里，大师聪明绝伦，过目成诵，有神童之誉，16岁投考秀才，名列榜首，声震乡里。可是，面对当时腐败的社会现状，大师深感世事无常，人生如幻。第二年夏天，便偷偷跑到福州鼓山的涌泉寺礼增西上人出家了。

他的叔父知道后，连夜赶到寺庙，把他强行拉回。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大师突然得了一场大病。病中，即发愿愈后出家为僧，所以，病一好，他就再次跑到了涌泉寺，要求出家。19岁时，经过屡次要求，他的叔父和姐妹们终于准许了他，并与叔父一道，同礼增西上人为师，落发为僧，法名宏悟，字圆瑛，别号韬光。同年，在本寺依妙莲和尚受具足戒，成为正式僧侣。大师出家以后，先在鼓山安居，亲近戒和尚妙莲长老学习律仪。半年后，前往闽侯县的雪峰寺，亲近达本和尚，修习苦行。从此以后，他单瓢只杖，云游四方，广参博学。先后朝礼五台、九华、普陀等名山胜迹。历参治开，寄禅、通谛、谛闲、祖印、慧明、道阶等尊宿。得法于宁波七塔寺的慈运老和尚。亲承法印，传临济正宗40世，曹洞正宗46世衣钵。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六月，大师带病参加常州天宁寺举行的禅七活动。至第二七的第二天时，定境现前，身心廓然，即说偈曰：狂心歇处幻身融，内外根尘色即空；洞澈灵明无挂碍，千差万别一时通。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冬天，在宁波天童寺习禅时，定境再次现前，身心俱空，湛然圆明，又说偈曰：山穷水尽转身来，迫得金刚正眼开；始识到家无一事，涅槃生死绝安排。从此开始，大师慧力日增，禅功日深。讲经说法，从容不迫，辩才无碍。天台、贤首共研，禅宗、净土双修，行解相宜，海内信善，共仰同归。

圆瑛大师是我国现代佛教组织的积极倡导者和卓越领导人。他意识到，在晚清和民国时期，佛教内部非常混乱松散，如果没有相应的组织来团结和管理，必然会受到社会的不平待遇和打击，不能正确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实施自己的义务。所以，早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当寄禅老和尚主持组织宁波僧教育会时，他就极力赞助和多方擘(bò)画。1913年，中华佛教总会在上海召开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圆瑛大师便积极参与工作，并以代表身份出席了会议。1917年，他发起组织宁波市佛教会，当选为会长。1928年，当选为江浙佛教联合会会长。同年，又参加发起组织中国佛教会，第二年该会成立时，他有幸当选为主席。从此直至抗战以后，他连续七届担任主席或理事之职。在此期间，他团结广大教徒，为保护寺产，发展佛教教育，作出了巨大贡献。

1909年初，圆瑛大师住持宁波鄞县的接待寺，创办了佛教讲习所，成为他兴办佛学教育事业的开端。从此以后，他一发而不可收，先后创建了南洋的槟城佛教研究会，上海的圆明讲堂，楞严专宗学院和圆明佛学院。为佛教界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

1915年10月，政府当局公布了《管理寺庙条例》，给予地方官吏和士绅以限制僧徒及管理庙产的大权。1928年，国民党官员张之洞，薛笃弼等人在全国教育会议上又提出“庙产兴学”的主张，造成各地寺产纷纷被侵的混乱局面。佛教徒们群情激愤，四处奔走，要求取消条例，保护庙产。身为江浙佛教联合会会长的圆瑛大师，当仁不让，组织领导了入京请愿，反对全国教育会议通过的寺产一律充公决议案。1931年发表了《力辟庙产兴学促进会宣言》，依照当时的法规，据理力争，最终获得成功。

1931年9月18日，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三省沦陷。大师义愤填膺，以全国佛教会主席名义致书日本佛教界，谴责日本军国主义者，要求日本佛教徒发扬佛陀的慈悲救世精神，制止本国的侵略行径，维护东亚和世界和平。

1937年，“七·七”事变又爆发了。正在江西庐山讲经的圆瑛法师立即返沪。主持召开了中国佛教会常务理事紧急会议，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自任团长。同时还组织了有200余名僧侣参加的“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第一京沪僧侣救护队”，开赴抗战前线，抢救伤员，掩埋烈士遗体，组织难民向后方转移。他们的爱国行动，受到国内外所有热爱和平的友好人士赞扬。此后又相继在汉口和宁波成立了第二与第三僧侣救护队，与当地军民一道，并肩作战，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当中。当救护队、医院和收容所的经费发生困难时，他便携带其随侍弟子明旸一起去南洋募款，发动“1元钱救国运动”，得到了爱国华侨与华裔的热烈响应，至1939年止，总计募得10万余元，并陆续汇往上海，充当抗战经费。

1939年9月1日，圆瑛大师因积极响应抗日，被日本宪兵逮捕，投进监狱。狱中，他虽然遭受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但始终保持了一个爱国僧侣的崇高气节与坚强意志，决不向敌人屈服，取得了斗争的最后胜利，于9月28日获释出狱。

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第一任会长。1952年9月在中南海举行的一次宗教座谈会上，他作了《我们获得了真正的宗教自由》的演说。认为“真正的宗教自由，只有在和平民主国家里，才可以获得！”体现了他一贯爱国爱教的优良品德和崇高思想。

圆瑛大师，不仅是一位爱国爱教的佛教领袖，而且是一位学识渊博、行解相宜的佛学专家。他一生住持正法，弘化南北，创办学校，专精《楞严》，为振兴佛教，培养僧才，做出了杰出贡献。

注重社会福利事业，是圆瑛大师弘法利生的一项重要内容。民国初年，他任宁波佛教会会长时，即创立了僧校和民校二所，录取贫寒子弟及出家僧侣入校学习。1918年，又创办了宁波佛教孤儿院，兼施工读。1923年，创设泉州开元慈儿院，对失去父母的孤儿亦教亦养，博得社会各界人士的好评。

圆瑛大师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盛名闻于海内外，各方名山，伽蓝古刹，争相邀致。他先后担任过福州雪峰崇圣寺，南洋槟榔屿极乐寺，宁波七塔报恩寺，天童寺、接待寺，福州鼓山涌泉寺、瑞峰林阳寺等著名寺院的住持。每到一寺，都清规整肃，焕然一新。至于大师讲经说法的足迹，则更广了。他的甘露法雨，洒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并远及日本、朝鲜和东南亚诸国。所讲经文，主要有《楞严经》、《法华经》、《心经》、《金刚经》、《弥陀经》、《大乘起信论》等。所到之处，皆座无虚席，缁素共仰。特别是《楞严经》，大师一生用功最甚。半个多世纪里，朝夕披览，一字一句，深究其义，决不放过一个疑点，直至对每一个问题都自然通达为止。他一生当中，宣讲此经共13遍，著有《首楞严经讲义》24卷。

1953年9月19日，圆瑛法师在宁波天童寺往生净土。终年76岁，戒腊57夏。其主要著述，已刊行流布的有：《仁王般若经讲义》、《金刚般若经讲义》、《心经讲义》、《弥陀经讲义》、《弥陀经要解讲义》、《普门品讲义》、《大乘起信论讲义》、《法华经弘传序讲义》、《楞严经讲义》、《一吼堂诗集》、《一吼堂文集》、《住持禅宗语录》等20余种，合编为《圆瑛法汇》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