押往日本的中国劳工，除少数被日本骗招的劳工外，95％都是被强掳到日本去的。以“训练生”和“行政供出”为例。

“训练生”这部分人为了不到日本当劳工，曾进行过多次逃跑斗争。石家庄集中营自1944年改为劳工训练所后，开始正式向日本输送劳工，战俘劳工们知道去日本是九死一生，便想方设法逃跑、暴动，一年里零星逃跑十余次，还发生了五次大的暴动逃跑。尽管每次暴动时要被日军打死数人，事后还把暴动组织者杀害，把人头挂起来示威警告，但战俘劳工还是想方设法逃跑。为了避免劳工逃走，日军在把劳工从集中营押往火车站的路上用重兵押送，上车后坐闷罐车把铁门上锁，坐客车把窗子钉死，车箱两头派持枪日军看押。到塘沽码头后，又把战俘劳工关押在三面是水，一面设岗的集中营里。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战俘劳工在押送路上逃跑，在火车上跳车，在出海口跳水逃走。从集中营押往日本的战俘劳工，没有一个是自愿的，都是在日军枪刺下强迫的。

“行政供出”，这部分人有被骗、被抓、被捕的几种情形。有的是各县劳工分会办事处说给井陉矿或其它煤矿招人，把人集中以后就关押起来，到了塘沽码头，才知道被送到日本；有的是日军宪兵警察在集镇、乡村、车站以搜查为名，把没有带良民证的年轻力壮的抓起来，充当赴日劳工；还有一种就是各地军警宪特抓捕的抗日军民或以通共嫌疑抓的老百姓，送到各地劳工办事处再押往日本当劳工。劳工走时都捆着，上车、下车，在车上也都捆着，由劳工协会的人和各县来的警察押送，1944年，仅由石门劳工办事处送往塘沽到日本的就有七八次，大约七、八百人。

王计昌是河北井陉一个正正经经的老百姓，1943年上山砍柴，被日军便衣队抓住，先被送到石家庄，后被送到塘沽盐场做苦役。每天拦海水、推盐巴、装包、扛包，因苦役中毒，脚和腿长出鸡蛋大小的疙瘩，青筋暴突，后失去知觉，工头说他死了，把他扔在死人堆里，躺了七天七夜又侥幸活过来，活过来不久，又被送到日本北海道当劳工。寇旭涤是河北无极一个村长，被日本宪兵抓住后，逼他承认通共，第一次审讯用电刑电昏；第二次审讯把衣服扒掉拖到冻了一层冰的铁板上，冻得失去知觉；第三次审讯灌辣椒水，被憋得不省人事。不久被送到石家庄，又转送到塘沽。在石家庄和塘沽，他们都组织过逃跑，但都没跑成，最后被押到日本长野“熊谷组”当劳工。这类例子太多了，几乎每个被抓往日本去的中国劳工都有一段悲惨的遭遇，都有一段苦难的经历。在日本登记的劳工证件《身上调书》中，不少劳工的“参考事项”栏里，日伪机关都写着“县公署强制征募”“华北劳工协会强制供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