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阜平县为例，在150处小学中，除两三个村的校舍尚存外，其余都被烧毁。在游击区，过去较完备的校舍，多半被敌人拆掉，把砖运走修炮楼，桌凳门窗和黑板都成了日军做饭或取暖用的烧柴。在冀中，日军自1939年冬至1940年春，持续4个月的战役性“扫荡”，所有县城全部失陷，据武强、深泽等16个县不完全的统计，共焚烧我小学校舍103处，教室204间。灵寿慈河沿岸村庄，当校舍被焚烧后，我即重新修建，但不久又遭烧毁。而昌宛房县模范教师高明远小学，两三年内，校舍竞被烧毁4次之多。据北岳区四专区曲阳等6县1940年一年的统计，日军专为摧毁学校的袭击，即达36次，烧毁校舍95间，书籍桌凳全部损失。

1942年日军对我冀中根据地发动了残酷的“五一大扫荡”，日军铁蹄踏遍冀中每个乡村，到处焚烧校舍和课本，学校几乎损失殆尽。据冀中、北岳、平西，抗战胜利后不完全的统计，完小被毁者计237处，校舍4740间；初小损失4229处，校舍42290间。完小与初小合计，学校4466处，校舍47030间。桌椅家俱的损失比起校舍的损失更大，因为桌凳除随房子被毁外，日军扫荡占据一个村庄时，他们就拆门窗，用门窗桌凳作燃料，至于教具、图书、仪器，绝大部分为日伪烧毁糟蹋。

至于中等学校，同样遭到严重的破坏。如冀中共有县城30座，在这30座县城中，“七七”事变前共有中等学校40处，抗战后冀中又建有中学4处、专区师范4处、县立师范4处，经过日军迭次“扫荡”，学校设备全部损失，仅校舍尚残存部分。

此外，日军更利用包围“清剿”捕杀我教师学生。只冀中武强、深泽16个县，1940年春季“扫荡”中，即逮捕我教师135人，被群众保释或赎回98个，生死不明的13人，壮烈牺牲或被惨杀者11人。平阳惨案中即牺牲小学生40余人，曲阳野北惨案中有29个是小学生。日本侵略者对晋察冀边区抗日师生欠下的血债罄竹难书!

日军侵华的一个重要战略方针，就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中华民族的心理。”把思想战提高到战略高度。1941年3月，日军实行“治安强化运动”以后，在对我边区疯狂地进行“扫荡”的同时，积极推行奴化教育，以配合军事、政治进攻。伪华北教育总署施教方针中，明文规定：“肃正思想”为中心，其训育方针也规定“根绝容共思想，以亲仁善邻之旨，谋东亚及全世界之和平。”乡村教育也以“培养和平反共建国与中日亲善之思想”为目的。

日军实施奴化教育的实际步骤和具体办法是：

——强化奴化宣传。日军进行奴化教育的最高指导机关日本东京兴亚院，大量出版反共的书报杂志，“猛烈训练情报人员”，统一宣传机构，制定宣传计划与大纲，除了一般宣传外，把训练青年儿童作为首要任务，如组织“防共青年团”，新民少年队等。

——统制教材。各级学校教材由伪教育署编订，更多地增加“防共教材”并增编兴亚课本。民众读报也以防共和恢复东亚固有文化道德为中心内容。

——训练人员。对各级伪政权人员、伪自卫团、青年军、警察等人员都分期集训。特别是对各级学校的教师，普遍进行奴化训练。用各种怀柔和腐化政策，麻醉和分化参加集训人员。

——推广日语教育。在三次“治安强化运动”中，把推行日语列为奴化教育的重要科目，规定每所小学都要把日语列为必修课；简易师范的教学时间表中，日语所占的课时数比其他任何科目都多。各级伪政府人员均参加日语课讲习班，并且经常进行日语考试。

——祀孔读经。伪山东省公署决议，自1941年秋季起一律于修身、国文科目内，添授经学教材，规定小学五、六年级读《论语》，初中读《孟子》、《大学》、《中庸》，高中读《诗经》、《书经》、《左传》。在我抗日根据地，日军偏重于对我抗日小学的破坏，焚烧和拆毁校舍，捕杀教师，毁桌凳，烧课本。在游击区和我工作薄弱的地区，则积极建立伪小学，强迫使用伪课本，实施奴化教育。在敌占区，则强化其对各级学校的统治，通过各种形式对广大青少年儿童进行奴化教育，通过威胁利诱等各种手段，千方百计同我争夺小学教师和知识分子。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其事变后六年建设计划中曾说：“小学教师是向农民灌输东亚解放思想的中心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