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被抓的劳工特别是送往日本的劳工，都是先被送进劳工训练所或集中营，而后被用轮船送往日本。元氏劳工被关押的地点先是石门南兵营、东兵营、车站附近的八条胡同，之后又被转押到济南、青岛、塘沽等地劳工集中营。无论是在集中营还是在轮船上，劳工受尽了非人的虐待和摧残。

在石门南兵营，据有关人士统计，1939—1945年抓捕关押抗日军民和无辜群众约5万人，其中约2万人被折磨而死，约3万多人被送往华北、东北和日本各地当劳工。

劳工说南兵营是魔窟是地狱，进了南兵营只有两种人能出来：一种是死人，一种是送往各地的劳工。南兵营对中国人的迫害十分残忍，进南兵营的第一件事是洗澡理发更衣，进行所谓的人身消毒。与其说是消毒不如说是折磨。洗澡用的水是石灰水或化学药水。被送入南兵营的人员都是在地方监狱经受过酷刑毒打的，浑身是伤，药水一浸疼痛难忍，稍微一动就要遭受毒打；换衣服必须全部将原来的衣服脱掉，换上集中营的服装，破、旧、臭味甭说，有的上面沾满了脓血；剃发用的刀子又锈又钝，头发剃不下来头上却出现了一道道血口子，一个头剃不了一半已是血流满面。南兵营的囚室内是通铺，大多没有床铺，睡觉时一个挨一个躺在席子上，无褥无被，又潮又凉。晚上强迫人们脱下衣服全部收走，以防逃跑；解手必须经批准后由哨兵押解赤足而去；吃的是干硬的高粱米饭和发霉的小米饭，一日二餐，一次半小罐头盒，无菜无汤连水也不让喝，许多人都得了眼病，长了疥疮。每天强迫人们无休止地出操劳动，稍一迟慢，打骂兼施拳脚相加。进南兵营的人最怕得病，不管大病小病，一经发现立即送往病囚室。病囚室实际是死亡室，医生不看，医药没有，连饭也不给吃，直到死亡拉出去为止。每天从南兵营拉出去的死人几十名乃至上百名，用排子车向外拉，像码秫秸一样。死去的人中有的是病死，有的是被折磨死，还有的是被枪杀斩首的。元氏县一个叫王吉祥的联保主任，被以“与八路军有联系”的罪名抓入南兵营，只因王在送押途中有反抗行为，送进南兵营后被关入地窖。开始时每天给送一顿饭，没有汤也不给水喝，以后连饭也不给，一直把人饿死，尸体腐烂在里面。凡是被关入地窖的很少有能活着出来的，王吉祥被送进去以后，一直再未见面。类似被折磨死的现象在南兵营比比皆是，数不胜数。更为残忍的还有日本兵一次砍杀数人数十人的残酷事件，真是触目惊心残忍之极!

在塘沽、济南、青岛等地的劳工集中营中，劳工所遭受到的非人待遇也是令人惨不忍睹。1943年夏，一批送日本函馆市的劳工被送到塘沽集中营。刚进入院内，劳工秩序较乱，门口站岗的日本兵就向人群射击，当场死亡七八人，元氏劳工李吉成也丧命身亡；在塘沽集中营半个月，每人每天一个饼子一小碗海水；为防劳工逃跑，不让穿衣服；日本兵手拿着三尺多长钉头朝外的“鬼钉棒”，无度地毒打劳工，“鬼钉棒”打在身上立刻就血肉模糊；睡觉、起床、吃饭全不按时间，由可恶的日本兵拿着“鬼钉棒”一人一棒打过去……。日本兵把劳工当成任意宰割的牲畜。

为了摆脱苦难，劳工暴动集体逃亡的事件屡有发生。如1943年夏，一批送往日本函馆市的劳工集体暴动，他们打死了看押的日本兵，用木板搭在电网上冲了出去；1944年夏一批送往日本福冈的劳工在大沽港口酝酿暴动，一切准备就绪，不慎被送押日军发觉。于是日军调集了大批日宪军警，将劳工强押上船，并将带头暴动的劳工单独关押。诸如此类的情况在送押途中时有发生。

日本军国主义对劳工的摧残不仅在集中营，在轮船上也很残酷。被送押日本的劳工全部是坐货轮赴日。货轮上装满从中国掠夺的煤炭、矿石、生铁等等，上面铺上草或席子，劳工不能躺，不得坐，站不稳。海上风大浪涌，轮船颠簸晃动，五脏六腑都要被晃出来。在船上没饭吃，劳工用海水拌生玉米面，用矿石捣烂玉米粒充饥，有的连这些也吃不上只好饿着。几百个劳工集中在一个舱内，空气窒息，呕吐不止，爬在船上起不来。送押劳工的日本兵见此哈哈大笑，寻欢作乐。在送往四国岛别子铜矿的轮船上，有个劳工饥饿难忍，爬到甲板上去捡日本伙夫刷锅扔掉的米粒吃，被监押人员痛打一顿，用皮鞋踢伤了头和脸，直打得浑身是血，昏迷不醒，半夜醒后，这位劳工投海而死。在轮船上每天都有死亡的劳工被扔进大海，有的一息尚存就被扔进大海。元氏的徐三牛在船上重病不起，被监押人员扔进大海；徐风祥腹内疼痛，手捂肚子在船上翻滚，被日本监押人员推进了大海……。在日本法西斯分子眼里，劳工生命如同草芥!